电大，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大约是大半辈子的岁月中，最能勾起的回忆了。
我们这批人，从小学到高中，处于一个取消高考的“特殊年代”，无缘凭本事参加高考。1977年底恢复高考，又是我们工作以后的事了。
当时，我被分配进嘉兴毛纺织厂做司炉工。当司炉工异常艰苦，尤其是在火热的夏天，外边的温度都在摄氏40度左右，炉膛的温度达1000多摄氏度，每天8个小时下来，身上的工作服常常是湿了干，干了湿，衣服后背结上了白花花的盐霜。
我天性喜书，嗜好写作。常常在工余，捧上书本就看起来，想着能有一天考上大学，能进我最喜爱的中文系深造一下，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可“文革”期间上的学，虽然也有张高中文凭，但没有学到什么真正有用的知识，底子太薄，去参加了几次高考，都差了几分而败北。
改革开放后，国家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除了恢复高考，还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对我们这拨人来说，无疑是“亡羊补牢”的机会。
随着电视的普及，为适应社会上青年人系统学习的需要，国家设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嘉兴地区分校成立。不久，嘉兴县电大工作站建立。最初，招的是理工科，我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也没报考。1982年，电大招收第一届文科生，并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以全厂第四名的高分，考进浙江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了方便我们学习，嘉兴电大工作站还在我所在的嘉兴毛纺织总厂开设了一个文科汉语言文学班，让我们能够不耽误工作就近上大学。虽然不是正规的全日制大学，但当我接到录取通知单的时候，心里很高兴，毕竟可以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了，圆了我的大学梦。
1982年秋季正式上课，学制3年。当时我们毛纺电大文科班具体由厂教育科管理，总共有正式学员十多人，还有十多名旁听生。当时规定，旁听生如能参加毕业考试，并且合格，也和正式学员一样享受毕业生同等待遇。
学习期间，电大理工科班学员要脱产，而我们则基本上业余时间学习，每天照样上班，下班前一个半小时脱产学习，不影响工资、奖金。
虽说是电大，教学还是挺正规的，每学期都有教学安排，每门课程都有具体的学习课时、辅导课时。每天，我们在干完本职工作后，换下油腻腻、脏遢遢的工作服，背上书包，赶到厂部大楼五楼的教室听课。
我们上课时，多半是统一收听全国一些有名望的大学教授们的讲课录音，然后根据教学安排回家自习做作业。虽然我们每天听的都是录音课，见不到授课老师的面，但这些授课者绝对都是国内顶尖的大家，《写作基础知识》的刘锡庆、《古代文学》的郭锡良、《中国古代史》的李培浩等，都是北京大学的，讲授《现代汉语》的是国内名家张致公教授。听到这些教授高亢激昂的声音，心中总有莫名的感动：是他们给了我们知识，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了解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懂得了中国的李白、杜甫、王安石，外国的莎士比亚、莫泊桑、泰戈尔……期末复习时，我们才能在电视辅导中看到老师。
我记得，那时开设的课程还是比较多的，比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基础知识、逻辑学等必修课，还有一些选修课。
我们班上，许多都是和我一样的毛头小伙子、腼腆大姑娘，但也有年纪稍长的同学。每天下午三点半，一位穿着蓝色还有点皱巴巴的中山装、毛纺职工大学的老师，肯定出现在教室里，他就是翻译出莎士比亚全集的著名翻译家朱生豪的儿子朱尚刚。朱尚刚是“文革”前浙江大学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后在新疆和田支边工作了数年。他对汉语言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有这样一个机会，肯定是要来再读书的。有时，我为汉语普通话拼音中的音标、音准等问题去请教他，有着深厚功底的朱尚刚总是很热情地教给我。
大家都是抱着要夺回被“四人帮”耽误了的青春的念头，如海绵般地吸收知识，丰富自己。课间休息时，大家还会就课中的问题，激烈争论，直争得面红脖子粗。
尽管我们大多经历了结婚生子的非常时期，有些同学年龄偏大，受家庭拖累，或因基础稍差等各种原因，需要补考，但1985年夏天，经过三年不懈努力，我们电大毛纺文科班的同学基本都通过了毕业考试、论文答辩，最终拿到了向往已久的大专毕业文凭。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我们班上的同学，有些成为事业有成的经营者，有些成为政府的领导干部，有些成为记者编辑和党校的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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