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人毕业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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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诞生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名字分不开关系。
　　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成立，在当时震动美国医学界的弗莱克斯纳教授北美医学院考察报告（Flexner报告）的启发下，致力于发展医学教育。中国当时正处于各种思潮涌入、改革实验盛行的“试验场”大环境中，加上洛克菲勒二世夫妇对东亚的兴趣，基金会很快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能够将科学医学、外科手术以及西方的教育方法带去中国。在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较为全面的实地考察后，基金会决定按照Flexner报告中推崇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标准，在文化中心北京建立一所高标准高水平的，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医学院，培养杰出的医学人才，而不是平庸的“医匠”，要“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将医生作为未来精英来培养，这和中国传统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相”在“医”前的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
　　协和如今所在的地方是豫王府故地，原先附近还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了医学堂和豫王府，两年后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堂”和“医学院”名字虽只有一字之差，实质却大不相同，前者还未脱离传教医士的成分，后者则是完全现代化的科学医学院校。因此，今日协和医学院也是以1917年为起始点。因为洛克菲勒靠石油发家，豫王府当时被人打趣是“油王府”。
　　“油王府”雕梁画栋、色彩绚丽的中式建筑风格，给漂洋过海来负责协和医学院设计的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以震动和灵感。他和后来燕京大学的规划者墨菲一样，决定将协和建成中西合璧的风格，以北京的宫殿庙宇为参考，保留拱顶、琉璃瓦等典型中国建筑元素，与周边环境相融合。洛克菲勒二世如此解释道：“为了让使用这些建筑的中国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这里工作时能激发他们最密切的合作精神，同时也为了表达我们对中国最优秀建筑的真诚赞美之意。”屋宇间曲折的花园连廊、琉璃瓦上蹲守的吻兽，一个完整的“西医世界”在最初进入中国时，采取的是这种努力不显得“异己”的形态。
　　协和医学院的预算原先是100万美元，最后的造价却直达800万美元，包括教学楼、科研楼、护士学校和附属医院。其后30年，协和医学院的运营共花费4500万美元，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单独项目中最大的一笔。众多世界医学家来协和教学，学校提供的报酬不菲，甚至还为学生提供非常优厚的生活条件，日常起居都有专人负责。但与这些花销看起来有点不对应的是，从数量上来说，协和的“产出”非常小，每年计划招生人数只有25人，且要求严格，只有小部分能按期毕业。然而，这些毕业生的质量却非常之高，大多数成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领袖人物。
　　精英教育的“科学脑”与“人文心”
　　历史上，关于医学教育的讨论常常围绕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展开：是重质量，培养一批一流的医学教学者，还是重数量，尽快尽多地培养医学从业者。协和从建校伊始，就确定下了“Flexner模式”和“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其几乎极致的精英化移植了过来，但对于一个千疮百孔、亟待救护的旧中国来说，是否会产生某种不适应性？这难免受到争议。
　　老协和的精英教育，如今看来标准高得超乎想象。首先，因为起初外国教师多且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词汇非常有限，学校采用全英文教学，不仅在课堂、实验室、学术讨论、病历撰写中用英语，甚至中国师生之间的日常交谈也用英语。一位后辈医生曾回忆，1929年毕业于此的林巧稚“英语太好了”，“查房时会经常不自主地说出一些英语来”。
　　第二，协和采取八年制医学教育，这样的长学制在今天的医学院里并不鲜见，但在当时确是创格。欲上协和者，须得先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念三年，在中文、英文、生物、数学、化学、物理及社会科学等学科都必须修满规定学时。这样的设置，是为了让医学生有一颗广博的“人文心”，毕竟医学是需要直接面对病人身体的。预科结束后，还要再经过考试，决定是否能进入协和本部。就算进入协和，在结束前两年学习后，还会再淘汰一批。严格的要求、残酷的淘汰制，让协和人常年挂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被当时人戏称为“协和脸”。
　　秉持“严进严出”，老协和的毕业生数量非常有限，但学院近乎固执地将建校时的设计坚持下来了。“质量”和“数量”的争议贯穿了大半个世纪，有趣的是，尽管当时处于乡土社会的中国急需大量医生，但“质量”派总是略胜一筹，在风雨飘摇中存着火种，使协和在战乱年代中如同一个专注于科学探索、学术精进的“孤岛”般的知识共同体。少而精的协和毕业生后来多成为各医学领域的领袖，对中国现代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随着对中国现实越来越多的了解，协和在公众医学上也迈出了很大一步，试图让平民尽可能多地享受到医疗，这源于兰安生（约翰·格兰特）1921年来协和创立的公共卫生学。兰安生带领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创立卫生事务所和农村卫生实验区，关心普通社区居民、底层北京人的卫生健康问题。1932年，先后从协和和哈佛毕业的陈志潜更是到河北定县农村，参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起了“赤脚医生”，摸索出一套农村卫生保健体系。
　　常青在《协和医事》中写道：“协和的精英们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大众。一位不面向病人的医生，他的职业内涵主动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识注定只是一个笑话。”协和医院接待过孙中山、梁启超这样举国瞩目的大人物，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患者。医学和其他科学最为不同的一点是，就算是最顶尖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必须怀有一颗温情的人文心，“向病人学习”，这是成为一个好医生不可或缺的部分。譬如毕业于协和的“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第一人”杨崇瑞，就是在和兰安生的乡村调查中看到传统接生的弊端，由此成立了助产学校，对女性进行专业化的助产培训。当今中国极低的婴儿死亡率，很大程度上便归功于此。